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曾是ISIS的性奴，讲述是我对抗恐怖主义的最佳武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讲述了她从ISIS的折磨之中逃脱，并蜕变为人权活动家的非凡经历。2014年8月，纳迪亚·穆拉德和其他雅兹迪妇女的家乡、位于伊拉克北部辛贾尔的克丘村(Kocho)遭到ISIS的袭击，她们也随之被绑架。与纳迪亚一同被绑走的还有她的姐妹们，而她则在战火中失去了六个兄弟以及她的母亲。纳迪亚·穆拉德在今年和刚果(金)的妇科医生德尼·穆奎格(Denis Mukweg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下是来自她的自传《幸存的女孩：我被俘虏、以及逃离伊斯兰国的日子》(The Last Girl: 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原书由Virago出版，中译本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的选段。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

奴隶市场在夜间开放营业。我们能够听见楼下武装分子们登记和排队时发出的喧闹声，当第一个男人走进房间时，所有的女孩都开始哭嚎。场面简直就像是爆炸现场一般。我们像受了伤一样呻吟着，在地上打滚、呕吐，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武装分子们。他们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我们尖叫和求饶的时候盯着我们。他们先被长得最漂亮的女孩们吸引住，问到：“你几岁了?”然后端详起她们的头发和嘴巴。“她们是处女，对吧?”他们这样问守卫，后者点点头并说：“当然啦!”——就像王婆卖瓜的店主一样。接下来这些武装分子开始肆意地抚摸我们，他们的手在我们的胸和大腿上随意活动，我们就跟动物似的。

当他们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挑选女孩，并用阿拉伯语或者土库曼语发问的时候，场面一度相当混乱。

“安静!”他们不停朝我们大吼。“闭嘴!”但他们的呵斥只会让我们叫得更大声。要是有武装分子看上我并不可避免地会带我走的话，我也绝不会让他轻易得逞。我嚎叫着，疯狂拍打他伸出来摸我的双手。其他女孩也同样会这么做，或是在地上把自己蜷缩起来，或是窝在她的姐妹或朋友们中间以求保护。

当我还躺在那里的时候，另一个人走到我们面前停了下来。他是一个高级军官，名字叫萨尔万(Salwan)，他和另一个来自哈丹(Hardan)的雅兹迪女孩一起来的，他把她带到这里，顺便寻找她的替代品。“站起来!”他说。我没有听他的，他就踢我。“你!穿粉色外套的女孩!我说了让你站起来!”

他的眼睛深深地陷在那张肥大的脸里头，看起来完全被头发盖住了。他看上去不像人——他像是一头野兽。

攻打(位于伊拉克北部的)辛贾尔(Sinjar)并把女孩们带走当作性奴并不是贪得无厌的士兵们自作主张的事情。ISIS早就对此有所计划：他们将如何来到我们的家中，如何衡量一个女孩的价值多寡，哪些武装分子配得上作为奖励的“萨巴亚”(sabaya，“萨比亚”Sabiyya的复数形态，这里指的是性奴)，哪些人则得掏钱等等。他们甚至在印刷精良的宣传刊物“Dabiq”上面大肆讨论萨巴亚，以此来吸引新兵加入。不过ISIS并非如他的成员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原创性。在历史上，强奸一直都是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手段。我从未想过我会和卢旺达的妇女们有何共同之处——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世上有一个叫卢旺达的国家存在——而如今，我却在至为糟糕的事情上和她们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作为战争的受害者，这简直难以启齿，而在ISIS攻打辛贾尔的16年前，没有人因为这些惨剧而被起诉。

在楼下，一名武装分子正在登记“买卖”，他把我们的名字以及带走我们的士兵们的名字一一写了下来。我想到我会被萨尔万带走，他看上去太强壮了，他可能轻而易举就能徒手把我碾碎。不管他做什么，也不管我如何反抗，我都不可能挣脱开他。他闻起来就像臭鸡蛋掺着古龙水的味道。

我看着地板，看着从我面前走过的武装分子和女孩们的脚，还有脚踝。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男的穿着一双凉鞋，脚踝瘦骨嶙峋，就像女人的足部一样，我根本无暇思考，直接扑到了那双脚上，开始乞求。“求求你，带我走吧，”我说，“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这个大块头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瘦子同意了，但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去对萨尔万说：“她是我的了。”萨尔万也不跟他争。那个瘦子是摩苏尔(Mosul)的法官，没人不服从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他说话的腔调很轻柔，但绝非善类。“纳迪亚。”我说，然后他就到了登记台前。登记台前的工作人员好像立马认出了他是谁，然后就开始记录我们的信息。他跟对方说了我们的名字，工作人员一边记录着——“纳迪亚，哈吉·萨勒曼(Hajji Salman)”——当他说出我这位买主的名字的时候，我想我能感觉到他的声音有一丝丝颤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这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

纳迪亚·穆拉德最终逃脱了。她从伊拉克偷渡出境，并在2015年作为难民前往德国。一年后，她开始投身呼吁保障人权的社会活动。

2015年11月，在ISIS占领(我的家乡)克丘的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我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去那里参加联合国少数族群论坛并发言。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谈论我的经历。我想告诉他们所有的一切——因为脱水而死去的儿童们，至今仍被围困在山上的家庭，成千上万被囚禁的妇女和儿童们，以及我的兄弟们在大屠杀现场所见证到的一切。我只是成百上千万雅兹迪受害者中的其中一员。我居住的社区早就被冲垮了，大家作为难民在伊拉克以外的地方生存着，而克丘则依然处在ISIS的统治下。发生在雅兹迪人身上的不幸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世界有必要认真听一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目前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为伊拉克的少数群体建立安全庇护区;应该控告ISIS——从领头人到那些支持其暴行的公民们——以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且应该解放辛贾尔。我必须告诉所有听众，哈吉·萨勒曼强奸了我几次，还要告诉他们我见证过的所有虐待行为。如实地告知这一切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但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

当我读着我的演讲稿时，我颤抖了。我尽可能保持冷静，我讲述了克丘是如何沦陷的，以及像我一样的女孩们是怎样被带走充当性奴的。我告诉他们，自己如何被强奸，如何被反复殴打，以及最终如何逃跑。我跟他们讲述了我被杀死的兄弟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讲一次，你都要重新再体会一遍。当我讲到我被强奸的那个检查站，或者是当我躺在毯子下时哈吉·萨勒曼的鞭子划过的那种感觉，又或者是当我寻求向邻里发送求助信号时所看到的摩苏尔昏暗的天空，我就像被带回到那些时刻中重温一切恐惧一样。其他的雅兹迪人也会被带回到这样的记忆中去。

我讲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实并实事求是的，它是我用于对抗恐怖主义的最佳武器，而我也打算一直把它握在手上，直到那些恐怖分子们被扭送到法庭上接受审判为止。目前为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们，尤其是穆斯林宗教领袖们都需要站出来，保护那些被压迫的人们。

我的发言很简短。说完这段经历之后，我并没有停止发言。我告诉他们，自己不想当什么演说家。我跟他们说，每一个雅兹迪人都希望ISIS会以种族灭绝罪行遭到审判，而且他们有能力去保护世界上的弱势人群。我还告诉他们，我想盯着强奸我的男人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被审判。更重要的是，我如是说，我希望自己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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